外商獨資辦醫試點擴大后，全國首家外商獨資三級綜合醫院即將開業。
2024年12月16日，天津鵬瑞利醫院獲批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成為中國首家獲批的外商獨資三級綜合醫院。《中國新聞周刊》獲悉，該院預計于2月底正式投入運營。
 天津鵬瑞利醫院獲得的外商獨資營業執照和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
2024年9月，商務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在醫療領域開展擴大開放試點工作的通知》，擬允許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設立外商獨資醫院。2024年11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等四部門發布《關于印發獨資醫院領域擴大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試點方案》），進一步明確外商獨資醫院的設立和運行條件。
當年11月，四部門同步發布的《獨資醫院領域擴大開放政策“一問一答”》 （以下簡稱《政策問答》）中提到，引進高水平的外商獨資醫院，有利于優化營商環境，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時，外商獨資醫院的管理理念、服務方式等，對國內其他醫院的發展也能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哈佛中國健康合作項目主任葉志敏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外商獨資醫院的發展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公立醫院在市場中的角色和發展、外資醫院能否吸引知名醫生和民眾的經濟能力。未來外資醫院如何影響醫療格局，仍需關注醫保和商保的發展。
錯位競爭
與位于天津市西青區的天津南站相隔一條馬路，就是天津鵬瑞利醫院。
該院由鵬瑞利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鵬瑞利集團”，總部位于新加坡）持有，總投資約10億元人民幣。這種依托高鐵站建設醫院的模式，鵬瑞利集團稱為“TOD”戰略，即大型交通導向型綜合項目。天津鵬瑞利醫院規劃床位500張，設置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以及12間凈化手術室，并設有國際部，提供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大病康復等醫療服務。
 全國首家外商獨資三級綜合醫院天津鵬瑞利醫院外景。本文攝影/本刊記者 孫厚銘
“落地在西青，遠不止著眼于西青。”天津鵬瑞利醫院院長劉丹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醫院瞄準京津冀地區的高凈值人群和外籍人士，以及天津、河北的常住居民。
圍繞目標人群，劉丹在規劃科室時，調研了京津冀地區的醫療資源，尋找發病率高和就醫需求大的專科領域，提出與公立醫院“錯位發展”的策略，采取“大專科、小綜合”的模式，希望在腎病、免疫疾病等細分領域形成特色。
與醫生詳盡溝通、嚴格的預約就診，是天津鵬瑞利醫院與公立醫院差異競爭的方式。劉丹介紹稱，目前已在鵬瑞利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很多都有公立醫院、外資醫院乃至海外的工作經驗。外語能力和培養的可塑性也是招聘的考慮因素之一，國際化的服務理念也需要員工學習適應。
天津鵬瑞利醫院發布的招聘信息中，急診科主任、神經內科主任醫師等職位要求具備副主任醫師及以上職稱，多個崗位也優先考慮具有三甲或二甲醫院工作經驗的醫護人員。劉丹認為：“不同于公立醫院金字塔型學科人才隊伍中需要大量年輕人才，我們傾向于招聘成熟業務骨干。”
人才是外資醫院建設中共同面對的困難。天津鵬瑞利醫院手術室護士長孫志娟認為：“天津公立醫院中具備一定職位的醫護人員不愿跳出編制，而天津的民營醫院又很少。”吸引人才，劉丹認為首先要提供職業平臺的發展，其次是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另外也會篩選部分人員，提供去海外培訓的機會。
目前，天津鵬瑞利醫院尚未配備外籍醫護人員，鵬瑞利集團醫療健康CEO陳美蘭對《中國新聞周刊》稱，醫院未來計劃通過全職和短期執業等方式引入外籍醫生，特別是在腫瘤治療等領域。她表示，引入外籍醫生需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語言、文化上的障礙也需要突破。
天津鵬瑞利醫院屬于天津鵬瑞利國際健康商旅城的一部分，商旅城內還有中外合資建設的腦科醫院、康復醫院和護理院，四家醫院規劃總床位達到1300張。幾家醫院內部的手術室、成像設備和臨床實驗室可以共享。劉丹介紹，這種“共享醫療”模式可以避免重資產的重復建設，而未來天津鵬瑞利醫院的患者一部分也會來自其他三家醫院的轉診。
“醫保只是選擇之一”
支付方式上，“我們希望拓展商保支付和高端自費的人群，這是我們重點要服務的對象”。劉丹介紹，同時醫保會是選擇之一，預計在3月份左右會申請開通醫保。
《政策問答》中提到，國家醫保局歡迎和支持符合條件的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成為醫保定點機構，管理上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醫療機構一視同仁。成為醫保定點機構，需要執行統一的醫藥服務價格，優先使用集采中選藥品和耗材，并落實DRG、DIP等支付方式改革要求。
劉丹認為，天津鵬瑞利醫院接入醫保但不會拘泥于醫保，未來醫保藥物采購量不會很大。“我們的供給完全決定于需求。”他介紹，支付方式不同，醫院提供的服務也有差異，這體現在藥品、服務和醫院的資源使用上。
劉丹介紹，對于醫保支付的患者，醫院會嚴格執行醫保服務價格。對于使用商保支付和自費的患者，醫院會提供市場上的原研藥、進口藥品和手術耗材，也會通過“綠色通道”申請國外審批已上市藥品，“這是我們相較于其他醫院的比較優勢之一”。
在住院部，使用醫保住院的患者可以住三人間，而使用商保和自費的患者，可以住條件更好的單人套間。這種模式在新加坡也存在。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劉勁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新加坡醫療體系中，公立醫院實行分級病房制度，C級病房由政府大幅補貼，價格低廉但條件一般，而A級病房設施和服務很好，價格昂貴，政府不提供補貼，“這種精準的補貼下，新加坡醫療系統的效率非常高”。
是否接入醫保支付，如何使用醫保支付，反映著外資醫院的不同市場定位和發展策略。劉勁表示，醫保體系照顧基本醫療需求，十分強調控費，而引入外資醫院是為了補充高端醫療市場，所以制度設計上更希望外資醫院發展商保的支付方式，而不是到本來就很緊張的醫保“鍋”里吃資源。
劉勁認為，從醫療服務價格上來看，外資醫院和公立醫院完全是“兩套游戲”，若進入醫保系統，相當于直接面對和公立醫院的競爭，“外資醫院還是要在醫保支付方式之外有所作為”。
對于天津鵬瑞利醫院為何選擇接入醫保，陳美蘭認為，醫院本身就應該開通多元支付方式，為不同人群提供服務。目前，在全國超過100家外資醫院中，包括上海萊佛士醫院在內的多家外資醫院都已進入了醫保結算體系，醫保報銷比例多在5%—30%，并要求結算方式上“商保、醫保二選一”。劉勁分析，納入醫保相當于變相降價，為外資醫院提供更多客戶。例如，中外合資的上海嘉會國際醫院2019年的數據顯示，接入醫保三個月后，就診量實現了翻番。
出于適應本土政策的需求，一些尚未接入醫保的外資醫院也有意愿加入醫保結算體系。在上海自貿區的試點政策下，2016年5月，日本永遠幸醫療集團旗下的上海永遠幸婦科醫院正式開業，成為中國首家外商獨資專科醫院。該院相關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醫保的監管體系有助于醫院實現本土化管理，醫保的公信力也能提升患者對醫院的認知。永遠幸集團在日本的醫院已采用醫保與自費相結合的模式，該院也希望未來能夠加入國內的醫保體系。
劉丹提到，天津鵬瑞利醫院在與不同商業保險公司確定商保支付價格時，會參照醫保并作出調整，可能是醫保價格的兩倍或者三倍。葉志敏認為，具備購買商保能力的患者會選擇外資醫院，但由于醫療衛生領域供需信息不對稱，醫院也有動機誘導病人用昂貴的服務，推動醫療費用的增長。
在外資醫院和醫保接軌的過程中，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認為，實現“醫保、商保和自費支付的疊加”是一個有待于突破的政策。金春林介紹，目前醫保報銷政策嚴格要求按基本醫保范圍和標準執行，如果能允許外資醫院以高于醫保標準的價格進入醫保體系，支付部分按照醫保標準執行，剩余部分通過商保報銷或自費，會更好促進外資醫院的發展。他舉例稱，假設外資醫院的床位費為200元，而醫保標準為100元，那么醫保可承擔其中100元，剩下100元可選擇其他支付方式。
醫療體制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即質量（“看得好病”）、成本（“看得起病”）和效率（“看得上病”）。劉丹稱，這一不可能三角中，天津鵬瑞利醫院會更注重“看得好病”。
 上圖：天津鵬瑞利醫院的門診區，隨處可見新加坡國花“胡姬花”的元素。 下圖：天津鵬瑞利醫院住院區的單人套間。
從70%到100%
根據此前要求，中外合資醫療機構中，外資所占的股權比例或權益均不得超過70%，《試點方案》則解除了這一限制。按照2019年建造之初的規劃，天津鵬瑞利醫院原本是一家中外合資醫院，在獲得外商獨資醫院資格后，鵬瑞利集團的持股比例從70%增至100%。
陳美蘭自2006年開始進入中國醫療市場工作。她介紹，此前，國內的中外合資醫院至少30%的股權必須由中資持有，但是尋找一個既愿意持小股又理念契合，并在發展戰略上愿意接受外資主導的合作方并不容易。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資辦醫的發展。
過去十多年，中國外資辦醫政策多次調整。2010年，國務院首次將外資醫療機構調整為“允許類”投資項目。2014年，原國家衛計委與商務部聯合發文，在北京、天津、上海、海南等七地試點外商獨資醫院，允許境外投資者通過新設或并購進入市場。然而，2015年3月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醫療機構列入“限制類”，僅允許合資或合作形式。
金春林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政策變化可能源于對遺傳資源泄露、沖擊國內醫療機構的擔憂，以及“行醫需具備本國國籍”的觀念影響。他認為，此次所有制的突破釋放了對外開放的信號，展現了國家對外開放的態度，也有助于優化投資環境和吸引外資。葉志敏認為，對于外資而言，醫院投資規模大、回本周期長，政策的持續性和透明度是其進入中國市場的關鍵考量因素。
上海永遠幸婦科醫院瞄準高端婦科服務，設有婦科、中醫婦科和生殖健康與不孕癥等科室，配備68張床位和3間層流手術室。醫院董事長范煜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經過近十年的磨合期，醫院實行雙軌制模式：技術服務與日本總部同質化，用不可替代的醫療技術避免陷入低端競爭；流程管理遵循本土化，通過融入當地醫療生態規避政策波動風險。金春林認為，該院的發展經驗表明，相較于大投資、長周期的綜合醫院，外資醫院更適合采用專科和輕資產的模式。
陳美蘭透露，鵬瑞利集團對龐大的中國醫療市場感興趣，也注意到老年病、慢性病等醫療服務的需求尚未被滿足。她介紹，拿到首個外商獨資綜合醫院的牌照后，一些在東南亞擁有連鎖醫院的公司向她表示對中國市場的興趣，并咨詢投資的操作流程。
中國其他城市也在引進外商獨資醫院。2024年11月，廣州市白云區政府宣布計劃建設獨資醫院鵬瑞利國際醫院。2024年12月，同樣來自新加坡的綠葉醫療集團與深圳市衛生健康委簽署協議，計劃建設國際醫療總部和外商獨資專科醫院。
陳美蘭認為，相較于東南亞地區的醫院，歐美醫療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時，更易受到宏觀國際關系的影響。“我們能這么快落地，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她介紹，其他醫院很難實現如此快速的轉換，新建外商獨資醫院需要很長時間，而現有合資醫院若要轉為獨資，需先注銷中外合資資質，再重新申請外商獨資，很少有醫院愿意這么做。
除了政策松綁，外商獨資醫院的發展仍面臨多重瓶頸。金春林認為，受外資引進速度和常住外籍人口減少的影響，外籍人士在華醫療市場的需求實際上在下降。相比內資醫院，外資醫院還需應對外國人才就業政策、醫療技術引進、簽證制度等方面的挑戰，這些尚待進一步解決。
《試點方案》對外商獨資醫院提出了諸多要求，包括設立級別需為三級，類別限于綜合醫院、專科醫院和康復醫院。此外，全院管理和衛生專業技術人員中，中方（內地）人員的占比不得少于50%，并且醫院的信息存儲服務器必須位于中國境內。方案還要求不得設立精神病醫院、傳染病醫院、血液病醫院、中醫醫院等特定類別，也不得開展人體器官移植技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產前篩查和產前診斷技術等醫療和倫理風險較高的診療活動。多位受訪者表示，這些限制出于嚴謹的考量，當前現實下，并不會影響外商獨資醫院的正常運營和發展。
推動本土醫療體系提升
與天津公立醫院的交流中，劉丹提到，天津鵬瑞利醫院不想與公立醫院爭奪市場，而是作為補充，推動市場擴容，“公立醫院不愿意做的，我們來做”。同時，他也希望補充本地醫療資源，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多醫療選擇。
早在西青區2015年的一份規劃中，就提到要在天津南站地區預留一塊醫院用地。目前西青區僅有一家非營利性三級醫院，該區計劃在2025年將每千人口床位數提高至5張，但這一數字仍低于天津市2022年每千人口5.2張的水平。
西青區政府2024年1月發布文件，提出要實現“小病在基層、大病不出區”，提高區內就診率。多位當地居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前西青區內大醫院看病仍存在看病難的問題，若天津鵬瑞利醫院能使用醫保，且價格和公立醫院一致，他們會考慮前往就診。
《試點方案》要求，投資主體能夠提供國際先進的醫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可以補充或改善當地在醫療服務能力、醫療技術和醫療設施方面的不足，拓展多元化服務供給格局。
劉勁認為，醫療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外商獨資醫院是對當地醫療資源的重要補充。與此同時，現有政策也希望通過引入高水平醫療機構，產生鲇魚效應，推動本土醫療體系的提升。
范煜觀察到，中外患者在診療習慣上存在差異，例如中國患者更傾向主動詢問治療方案，重視效率與價格透明度，日本模式偏重醫生主導。“在規模和綜合實力遠遠落后于公立醫院及其他頭部醫院的情況下，我們是通過技術和服務特色，與現有醫療體系形成互補。”范煜介紹，上海永遠幸婦科醫院還嘗試通過試點政策加速引入日本已獲批，但尚未在中國上市的輔助生殖藥物，申請將新型促排卵劑等藥物納入自貿區“急需醫療器械和藥品清單”。
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外商獨資醫院通常具備高技術水平和先進的管理理念，直接與國內高端三甲醫院競爭。同時，它們的進入可能推動民營醫療機構發展，進一步重塑中國醫療體系的多元共生格局。
從不同醫療機構的角色來看，劉勁認為，中國醫療體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新加坡的模式：公立體系提供普惠醫療，通過政府補貼控制成本，覆蓋大多數民眾的基本需求；市場化體系面向剩余高收入人群，提供更高質量的差異化服務。
葉志敏關注中國醫改多年，她認為此次政策調整的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政府的投入跟不上增長迅速的醫療費用，同時新醫療技術不斷發展，病人需求不斷提高，面對愿意支付更多錢獲得更好服務的人群，“政府也在回應這部分人群的期望和需求”。
作為衛生政策的研究者，葉志敏關注醫療機構的競爭，也關注“競爭中有多少人受益”。她介紹，不同醫療體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完全分開，服務不同人群；另一種是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公平競爭，民營醫院需要通過競爭生存。
葉志敏擔心外資醫院的進入會加快醫療體系的“兩極化”。外資醫院進入市場后，公立醫院會更快發展特需服務和外資醫院競爭，導致整個醫療體系的費用增長。新加坡的經驗也說明，當民營醫院用高薪來吸引公立醫院的名醫，公立醫院需要提高薪酬留住醫生。國際經驗表明，當民營醫院的市場份額超過18%—20%，就會帶動整個國家醫療體系的費用上漲，歐洲大部分國家也都將民營醫院的市場份額控制在20%以內。
葉志敏認為，為了減少政策的負面影響，政府可以通過樹立效率和服務質量高的公立醫院作為行業標桿，和私人醫院競爭。同時，也應考慮要求外資醫院更公正、透明地收費，讓患者成為更聰明、更知情的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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